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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和谁葬在一起
梁宗岱和甘少苏葬在一起。岱梁1982年，宗岱原配沉樱回国探亲，先生她去了很多地方，梁宗见了很多老友，岱梁唯独没有去见梁宗岱。宗岱1983年，先生梁宗岱在病痛中离开人世。梁宗
梁宗岱甘少苏结局
梁宗岱携手甘少苏走过了他的岱梁后半生， 由于甘少苏不孕之故，宗岱梁宗岱也再无孕育其他子女。
梁宗岱在回老家广西百色处理家事时，结识了当地粤剧演员甘少苏。他不仅多次写诗相赠对方，还提出为她赎身。当时的梁宗岱已经是复旦大学的外文系主任，而甘少苏只是一个底层女伶。两人的地位悬殊。正因如此，甘少苏紧紧抓住梁宗岱，将他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
后来，为了帮助甘少苏和强占她的无良军官丈夫离婚，梁宗岱直接拿出了三万块钱，买下了她的自由。这笔钱，在当时可购黄金十两。
梁宗岱在和甘少苏前夫的交涉过程中，还遭到了十几个流氓围攻，险遭毒手。这一轰动的事件很快成了百色地区最大的娱乐新闻，《广西日报》当时的大字标题是：梁宗岱为一个女伶大演全武行——知名教授与天涯沦落人的花旦一见钟情。
梁宗岱他自忖心中对甘少苏确有怜爱，但未想真正与她结合。多年以后，甘少苏在她的回忆手稿中，这样复述自己当年对梁宗岱的表白：
“弄到今天，社会上传得不堪入耳我的意思是将错就错，我亦不想再过舞台生活，请你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
对于梁宗岱而言，此时此刻他的心境何其复杂。一直以来，他以为自己只是行侠仗义，出于一个诗人情感先行、理性在后的纯粹，他解救了甘少苏，可如今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脱离了他的掌控。
最终，梁宗岱携手甘少苏度过余生。
梁宗岱是新月派吗
梁宗岱是新月派。根据查询相关资料信息显示，后期新月派1931年陈梦家在《新月诗选》中指出我们只为着诗才写诗才写诗被视为后期新月派诗歌宣言，代表诗人梁宗岱、卞之琳等。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1923年，新月社的活动始于北京。
梁宗岱公开另娶，妻子沉樱怒带3孩远走台湾，30年后仍拒绝相见
文/潘彩霞
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著名诗人、翻译家 梁宗岱 的家门被敲开。
“找我爸爸——找你！”门外的女子略带犹疑。
一声“爸爸”，梁宗岱顿时热泪盈眶。
1948年，因他大张旗鼓娶了粤剧演员 甘少苏 ，妻子 沉樱 知道后，愤而带着三个儿女远走台湾。那时，二女儿思清才不过7岁。
一转眼，已经30年了。
1931年，因戏剧家丈夫移情别恋，24岁的 沉樱 毅然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
她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那时已是文坛耀眼的明星，出版过三部小说集，茅盾和沈从文都曾对她大加赞赏。
离婚后，沉樱迁居北平。
“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常穿一件蟹青哔叽的旗袍，五分宽同色缎边，外加一件黑丝绒的背心，围着一条白纱巾。”在朋友眼里，她“神采秀逸，丰姿动人”。
慈慧殿三号是沉樱最常去的地方。 朱光潜 和他的留法好友梁宗岱住在那里，他们办的“读诗会”吸引了大批文艺青年来此切磋。
有一天，沉樱带着好友 金秉英 来了，梁宗岱热情地邀请她们吃饭、喝酒，从沉樱与梁宗岱的对视中，金秉英看到了“无限的柔情”。
那一年，梁宗岱28岁，他刚刚辞别法国恋人回国，在北京大学法文系任教授。他自幼才气过人，16岁就被誉为“南国诗人”，又在欧洲留学多年，精通多国语言，在文学、翻译上有极高造诣。
频繁的相处中，他与沉樱惺惺相惜，他们相爱了。
那电光火石的一瞬，后来被梁宗岱写进诗里：
爱情遮住了眼睛，在沉樱眼里，梁宗岱“喜爱貌美女生”不过人之常情，他的喜争辩、易暴躁则更显男子气概。
总之，她欣赏他，迷恋他，她的脚步常常不自觉地奔着慈慧殿三号而去。
如胶似漆中，烦恼突然而至。
1934年，梁宗岱当年包办婚姻的妻子寻到北大，尽管多年前就口头答应解除封建婚姻，并已嫁人生子，但她还是受人挑唆，来要抚养费。
对簿公堂时，梁宗岱败诉。
一时间，北大著名教授的离婚案上了报纸，传得沸沸扬扬。钱财受损，名誉受损，不久，梁宗岱被解聘了。
对于这一切，沉樱毫不在意，她陪他远走日本散心。
红袖添香，岁月静好，在叶山一间精致可爱的小屋里，梁宗岱安静地写作、翻译。
在给法国诗人瓦莱里的信中，他说：“我退出来，身体丝毫无损，精神比任何时候更加活跃去研究，更加一心孜孜于自我完善的信仰。”
笑靥洋溢在眉梢眼角，得知巴金想来日本时，他们多次在信中热情邀他同住。
几个月后，巴金真的来了，他目睹了他们的快乐：“在松林中的安静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亲眼看见了这一切。”
宁静温馨的一年中，梁宗岱翻译了歌德、瓦莱里等众多名家的诗作，后结集为《一切的峰顶》。
朝夕相处中，他的阅读习惯、翻译风格和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沉樱。
1935年5月底，他们返回北平，正式结婚。
不久，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夫妇到北平开演奏会，就住在沉樱家里，四人或畅谈，或同游，良辰好景温暖又动人。
婚后，梁宗岱应邀到南开大学任教，沉樱继续小说创作，巴金约她写一本《叶山札记》，她欣然应允。可是陷于家务，写作的脚步不得不慢下来。
一年后，第一个孩子出生，梁宗岱为女儿取名“思薇”。“薇”，指白薇，是他的法国恋人的中文名字，他仍念着旧情。
抗战爆发后，一家人辗转到重庆，住在郊外的北温泉，梁宗岱完成了著名的十四行诗《我们底幸福在夕阳里红》。
然而这幸福，是以沉樱的牺牲为代价的，两三年过去了，巴金的约稿，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在信中，她讲述了自己的日常：
欣慰的是，抗战时期，后方文人聚集，沉樱与赵清阁、方令儒、靳以等作家们成为邻居和好友。
困于生活琐务，早已没有了写作的心境，郁闷之余，免不了冲梁宗岱发发脾气。
可他既不理解，也不谦让，再加上爱吹嘘的性格，于是有了吵架。
二女儿思清出生后，沉樱更加忙碌了。
1943年，战争中本就不平静的生活又迎来惊涛骇浪——梁宗岱回广西百色处理亡父遗产事宜时，竟然移情粤剧演员甘少苏，不仅多次为她写诗，还倾囊助她赎身，明知这样做会伤害沉樱，仍大张旗鼓宣告结婚。
“合欢花下立，双双笑语融融”已成过去，没有声讨，没有控诉，沉樱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了重庆南岸四妹的住处。
几个月后，儿子思明出生。
回到重庆后，梁宗岱想求得谅解，不时去找沉樱，有一次还亲自牵着一只奶羊步行送过去。
在三妻四妾合法的 社会 里，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可是自尊心极强、又受过“五四”洗礼的沉樱，绝不接受这样的三人行。
正值蒋介石招安，梁宗岱不愿卷入政治，他辞掉教职回到百色定居。
抗战胜利后，沉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上海任教。得知消息后，梁宗岱随后赶来，希望接他们去广州同住，沉樱选择了拒绝。
阅读、教书、 育儿 ，她有勇气和底气独自面对生活。
受赵清阁之约，辍笔八年后，沉樱欣然执笔，写了短篇小说《洋娃娃》，风采不减当年。
这是她在大陆最后的作品。
1948年，带着三个稚龄儿女，怀着一颗痛苦的心，沉樱跟着母亲、弟弟去了台湾。
临行前，她对赵清阁说：“要走得远远的，永世不再见到梁宗岱！”可是她的行李中，不多的几本书中，其中就有梁宗岱的《一切的峰顶》。
既恨，也爱。多年后，沉樱这样解释分开的原因：
“ 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
独立，才能自由，这是她在早年的小说中多次赋予主人公的性格。
盟约既毁，她便走得毅然决然。
到台湾后，沉樱定居苗栗县头份镇，在当地一所私立中学教书。环境清幽，生活安定，“精神之舒畅前所未有”。
教书理家之余，她把兴趣转向了英文小说的阅读和翻译。
夜晚的灯光下，母亲静坐念佛，三个小儿女并头酣睡，沉樱自己则“伏案执笔乱涂细改”，那是她向往的小快乐。
然而终是异乡。沉樱怀念着故土故人，每每看到盛开的杜鹃花，耳边便响起杜鹃“不如归去”的啼声。
1949年，在散文《春的声音》中，她不由感慨：“ 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 ”
随着两岸局势紧张，和大陆的通信彻底中断。
为了迁就孩子们升学，1957年，沉樱应聘到台北第一女子中学教书。
靠着一份教职和业余写作，她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三个孩子的生活和教育。
在台北，文学同道纷纷来访，林海音、琦君、刘枋都是她的座上客，“谈写作、谈翻译、谈文坛、谈嗜好、谈趣事，彼此交换、报告欣赏到的好文章，快乐无比！”
不断的收获中，沉樱也意识到，她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对文字的运用，包括爱引用蒙田的句子，无一不受着梁宗岱的影响。
他的印迹无法抹去，孩子们相继赴美留学、工作后，孤独中，尘封的 情感 重又启动。
1963年除夕，沉樱给在美国的女儿写信：
信末，她感慨道，“我们这分散五处的一家人……”
除去母子四人，这第五处，便是梁宗岱。
转瞬十年，不思量，自难忘。
适逢马思聪夫妇到台湾演出，沉樱悄悄去听，忆起当年在北平双双对对，而此刻形只影单，“聆听那些美妙而耳熟的琴音，真是百感交集，成了座中泣下最多的人”。
离开时，他们并未正式离婚，她仍是“梁太太”。
在与台湾朋友们的通信中，她的落款始终是“梁陈瑛”；
她不经意写在纸上的，常常是他写给她的那些缠绵文字。
异乡的孤独中，幸而还有阅读、翻译为伴。
退休后，沉樱动了自己印书、送朋友做纪念的念头。就这样，译著《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面世了，谁料竟如彗星般照亮了文学的天空，一版再版，仍供不应求，创下了台湾出版业的奇迹。
受到鼓舞，沉樱一鼓作气出版了译著系列《蒲公英丛书》。
得益于在婚姻中汲取的养分，二十年后，她终于与翻译家梁宗岱殊途同归。
性格棱角已被时间磨去，中美国门打开一丝缝隙后，二女儿思清回国见了父亲，她带回了一些梁宗岱手稿。
翻看着熟悉的笔迹，沉樱心潮起伏。那一刻，怨恨灰飞烟灭，她提笔给他写信：
“藕”通“偶”，个中滋味，难以言表。
通信恢复后，沉樱的字里行间不乏温情，聊到儿子时，她说：“不服输的毛病（像你），遇事过于和善迷糊（像我）。”完全是亲昵夫妻的口吻。
她重印了他的《一切的峰顶》，而晚年热衷制药的梁宗岱，也会把自己发明的特效药寄给沉樱。
隔着时间与空间，他们再次触摸到甜蜜与温馨。
71岁时，沉樱赴美与儿女团聚，那时，她已被“帕金森”病折磨。老病相催，更加思念故土。
1982年4月，阔别三十多年后，沉樱终于回到大陆。逗留的几个月里，老友欢聚一堂，梁宗岱赶到北京多次求见，她却没有答应。
也许，她情愿让记忆停留在青春岁月，那时，容颜未改；那时， 情感 依旧。
回到美国第二年，传来梁宗岱去世的消息。
遗憾总是有的，当林海音因编书需要，来信向沉樱要几张和梁宗岱的合照时，她催促儿女：“赶快找出来挂号寄去！”
当有个晚辈说，在复旦读书曾师从梁宗岱，所以应称她“师母”时，她“双颊微红，微微笑了一下”；
听到梁宗岱去上课、他饲养的山羊跟在身后亦步亦趋的趣事时，病中的她饶有兴味，笑眯眯地说：“他就是那德性！”
爱与恨，都付笑谈中。
1988年4月，樱花飘落时节，沉樱在大洋彼岸去世。如她留下的文字一样，爱与人生，干干净净，璀璨又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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