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国会大厦纵火案，大厦以及国会纵火事件对应的纵火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案国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纵火事
希特勒策划“国会纵火案”有哪些意图？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纵火这天晚上，案国纳粹党头目戈林指挥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纵火事然后诬陷共产党，大厦造谣纵火者是纵火荷兰共产党范·德·贝卢。当天晚上就逮捕了一万多名反法西斯战士，案国在以后的纵火事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六七万人。大厦在“纵火案”的纵火第二天，希特勒内阁就通过法令，案国终止实行宪法中有关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通讯、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条款，取消了工会和其他一切政党。纳粹党掌握了对每一个德国人随心所欲、生杀于夺的大权。
国会纵火案的事件结果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于次日要求兴登堡颁布紧急法令，废除了《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自由的条款。根据《国会纵火法令》，于3月1日宣布共产党意图暴动，因此为非法。第二天，冲锋队占领了德国所有的共产党党部。德国共产党是第一个被迫退出议会的党派。随后工会被解散，德国共产党的报刊被禁止出版，包括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的1.8万名德国共产党人被捕入狱。
纳粹同时宣称第三国际策划国会纵火案，并逮捕了三名共产国际驻德的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塔涅夫和波波夫，在9月21日的莱比锡审判中，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严厉驳斥了纳粹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并宣称“国会纵火案”是纳粹精心策划的阴谋。最终法院宣判季米特洛夫等三名被告无罪释放。希特勒对莱比锡审判的结果非常恼火，宣布今后的一切审判都得由新组建的“人民法庭”执行。
1933年3月5日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44%的席位，但仍然没有能达到2/3的多数。其中国家人民党和希特勒站在一起，他们共占52%的席位，纳粹党通过胁迫或贿赂的手段，强行通过了特别授权法，其中只有社会民主党没有投赞成票。希特勒在特别授权法通过后，在一个月时间内取缔了所有非纳粹党派。建立了纳粹独裁政权。
范·德尔·卢贝经过严刑拷打后，承认国会大厦是他纵的火，目的是为了反对纳粹党。1934年1月10日，卢贝被处以死刑。
对国会大厦纵火案的起因历史学家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范·德尔·卢贝出于个人原因放的火，被纳粹党利用；另一种认为是共产党策划范·德尔·卢贝放火(这种说法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污蔑）；大部分人认为是纳粹党策划的纵火。
1981年12月31日，西柏林法院正式推翻“国会纵火案”原判决，宣布这是一起错审、错判。
辩护词
季米特洛夫的辩护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庭长：还有什么问题？季米特洛夫，你还有什么问题？
季米特洛夫：我还有好些问题，特别是因为，今天有普鲁士的总理和德国国社党的领袖来作证。开头先提几个小问题！海道尔夫伯爵在这里向法庭供称，他在二月二十七日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半光景，曾经自动发布了一个指示，要求立即逮捕一切在柏林的共产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据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是完全出于自动的。我想问你，总理先生，在十一点、十二点半或者十二点的光景，海道尔夫伯爵有没有同戈林先生谈起过由于国会纵火要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戈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老实说，我在以前的发言中已经回答过了。当海道尔夫伯爵一听说发生火警，他也同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就明白这一定是共产党干的。因此，他就对自己的亲信作了这样的指示。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我曾经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跟他说，我现在认为有必要请他指示他的冲锋队员：现在必须把所有的人立即逮捕起来――他回答说，他已经发布了这样的指示。可见我对这个指示是要负责的。但是当时实际上这个指示还没有执行――因为总共才过了半小时。我对发布出去的指示负责，并且确证它具有国家当局命令的性质。要不然，我本也可以这样说(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听我说，海道尔夫伯爵，我不希望这样做，我会用别的方法来完成它。我请您不必参与这件事了!这两件事情是相吻合的，当时我对他向下属作的实际上没有付诸实行的指示负责，而现在这个指示已经以国家当局的名义执行了，因此国家对发出去的这个命令负责。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毫无疑问，关于国会纵火案，海道尔夫伯爵是同戈林先生意见一致的。我只想知道，在十一到十二点之间你同海道尔夫伯爵之间有没有举行过私人的会谈。这是我想知道的。
戈林：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你刚才也已听到了：海道尔夫伯爵到我这里来过，这是不言而喻的。
季米特洛夫：．好!国社党议员加尔万尼先生和弗莱先生曾经在这里向法官供述，他们在十一点钟光景，或许稍晚一些，曾经就国会纵火案向内务部报告，说他们两个人同奥地利国社党员克洛耶尔在起火那一天见到托尔格列尔同范·德·卢贝态一起。那时这两个议员有没有同戈林总理先生个人讲过话?戈林：没有。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知不知道加尔万尼先生和弗莱先生来报告这件事?戈林：我是在递交了这个报告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这个报告当然要给我看，因为它是有决定意义的和极重要的证件之一。
季米特洛夫：能不能知道你是在什么时间见到报告的?戈林：在火警以后的第二天。
季米特洛夫：早上还是夜间?戈林：天哪，这我可不记得了。可能是在午饭前后。
季米特洛夫：我要求把这一点记录下来。
戈林：我见到报告的时间，将来随时可以根据证件来确定。
季米特洛夫：那么，是在饭前还是饭后呢?庭长：证人先生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但这在将来是可以确定的。
戈林：载入记录中的部长顾问迪尔斯的供述，可以确实断定这个证词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向我来呈报的。
季米特洛夫：与这问题有关，我想提醒总理先生，加尔方尼先生、弗莱先生和克洛耶尔先生对我的问题曾经斩钉截铁地宣称，他们是在半夜以后一点或者一点半钟的时候去报告的(特切尔律师；但不是向戈林先生报告)。但是在这以后这三位先生还呆在内务部里!戈林：我再次着重指出：事情十分明白，这三个人到了内务部，在那里作了报告，不过是向官员报告的，不是向我。这些人到内务部来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这件事要到人家第一次向我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案卷是随着无数其他的报告一起向我呈阅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再次声明：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看到报告的，不过这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可能发生在晚上――我不知道；可能发生在饭前――我不记得。要知道，近八个月来我还有很多别的事。但是这件事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的。
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八日报上刊载了戈林总理先生关于国会纵火案的一篇报导或访问记。那里是这样说的(这篇报导的内容我记得清清楚楚)：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这一点部长先生在这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过)，托尔格列尔参与其事；此外，那里还说，被捕的荷兰共产党员卢贝在被捕时在他身上除了发现护照外，还有一张共产党的党证。我问你：戈林总理先生，你当时是从哪里知道卢贝身上有党证的?戈林：必须说明，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对这个案子太感兴趣，就是说，我还没读完所有的报告。但我有时发现，你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因此，老实说，我猜想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一定是你已经早就搞清楚了的。我已经说过：我不能到处乱跑，也不能去搜别人的口袋。我有警察(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这些警察会搜寻所有的重犯(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并且会向我报告他们搜到些什么(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要知道，这是明白不过的事。
季米特洛夫：戈林总理先生……(庭长；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说话的自由，……
庭长：现在让我来说!(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我提醒你注意，这个问题已经答复过了。(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说话的自由!)这个问题已经答复过了。假如你要提新的问题，现在你就说吧，但是你说的话要能够使我确实了解。
季米特洛夫：对，十分确实：我告诉总理先生，当时抓住范·德·卢贝并且审问他的那三个警察，他们在这里异口同声地供述，没有在卢贝身上发现什么党证。我想知道，戈林先生的报告里为什么要那样讲。
戈林：关于这，我可以确实地说。(季米特洛夫：请吧!)这是个正式报告。可能报告是在第一夜当夜里就做好了，因而官员来不及那么快地对它进行检查。也可能，在某个官员讯问证人的记录中提到过党证，这个官员没有对记录进行检查，以为这是事实，当然，他也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我了。这个报告我是在第二天午饭前交给报馆的。那时，当然侦查还没结束。这个报告我是从记录中知道的。官员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误，就是说他们对报告中的哪些地方没有核对，我是不知道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在开庭的时候，已经弄清楚卢贝身上并没有党证。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季米特洛夫：作为普鲁士的总理和内务部长，你当然要对国会起火以后的刑事警察的行为负责。你以总理和部长的身分，当时是不是采取了措施来立即进行侦查?庭长：你后面的话我一点也没听懂，再说一遍!季米特洛夫：我问，戈林作为总理和内务部长和国会议长，有没有命令警察局立即搜索卢贝的同谋犯?(戈林：那当然罗！)他当然(他自己这样说)要对自己的部和自己的警察负责，对不对?(戈林：完全正确!)我问你，在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或者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侦查卢贝的所有行径，例如从柏林到汉宁斯道夫，卢贝出现在汉宁斯道夫警察局，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看守所过夜，卢贝在这里认识了两个人，对这些问题，内务部长先生作了些什么侦查。戈林先生，你们的警察局为了侦查这些线索和确定卢贝的同谋犯，做了些什么?庭长：这个问题提得好长！
季米特洛夫：它提得十分明确!戈林：我早就着重指出，我要负些什么责任。你不必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一个够细心的人，你就会从我说的话里了解到，我说过，我是一个部长，当然不必像一个密探那样去搜索罪犯，我有刑事警察来干这种事，他们会侦查出案情的细节详情；而当确定卢贝有罪的时候，刑警的一切根据应当主要交给法庭，而不是给我。我只发布命令，要这个侦查工作进行得尽可能快和精确，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卢贝应当还有同谋，这一点我是十分明白的(季米特洛夫：我也十分明白)，因此要把这些骗子手尽快抓进牢里去。这就是我发过的命令。
季米特洛夫：你以普鲁士的总理和内务部长的资格发表了宣言，一个向德国和全世界发表的官方宣言，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是国会纵火犯(戈林：当然！)，这是共产党干的(戈林：当然!)，德国共产党同外国共产党员范·德·卢贝和别的类似的人有勾结，在这个宣言发表之后，这种观点就给警察局的侦察以及其后法庭的侦察提供了一个肯定的方向，并且由于你的宣言防止了其他搜索真正的纵火犯的可能和途径，你说对不对?戈林：我已经知道你想说些什么。事情十分明显。刑警受命四出进行侦查，他们将到那里去找寻线索，那反正都是一样的。但是要知道我不是刑事警察官。我是一个负有重任的部长，因此对我来说，我注意的就不是个别的小骗子手，而是要对罪行负责的政党和世界观。刑警已经在侦查一切线索，你放心好了。但我的工作是确定这个行为是不是叛国罪，就是说，确定这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呢，还是不属于政治范围内的罪行？这是一个政治性的罪行，当它一发生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正像我今天一样明白：应当到你们的(转向季米特洛夫)党里去抓罪犯(向季米特洛夫幌拳咆哮)。你们的党是罪犯的党，应当消灭它!庭长(向季米特洛夫)：既然你谈到法庭的见解，那我……，你不是刚才谈到这一点的吗?是不是法庭的见解?季米特洛夫：不，庭长先生，我是说，这种政治观点可能影响警察局以及其后法庭的侦查，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侦查主要是只按着一个方向进行的。因此，我提出质问。
戈林：季米特洛夫先生，假如这是合乎事实的，那末警察局的侦查也是按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的。
季米特洛夫：这是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截然不同。
戈林：而我的看法是有决定意义的。
季米特洛夫：那当然，我是被告嘛！
庭长：你只能提问题。
季米特洛夫：我说下去，庭长先生。戈林先生知不知道，他刚才说起的这个“应当消灭”的党，正统治着世界的六分之一?这就是苏联。(戈林：很遗憾!)这个苏联同德国在外交、政治、经济上都有关系。由于苏联在经济上的定货，千千万万德国工人在过去和现在才都有工可做。你知不知道这一点?戈林：这我是知道的。(季米特洛夫：那就好了！)我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听到像俄国的期票已经可以兑现这一类话，我是会很高兴的。这有助于使这些定货真正地给工人以工作做。但是我总还得说，这是外国的事。俄国做些什么，同我完全不相干。我在这里只是同德国共产党、同放火烧国会的外国共产党骗子手打交道。
季米特洛夫：同德国共产党作斗争，这是你的权利。而我的权利和共产党的权利是，非法地居住在德国，向你的政府作斗争；我们正在进行着这场斗争，正在较量高低，而不是……
庭长：季米特洛夫，我禁止你在这里进行共产党宣传。(季米特洛夫：戈林先生在这里进行国社党宣传。)我绝对禁止你这样做。在这个大厅里不能进行共产党宣传。
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同我的最后的问题相联系，这里还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政党和世界观。戈林总理先生在这里宣称，苏联是外国，这个国家可以做它想做的一切，而在德国却要进行反共斗争。但这种世界观、这种布尔什维克的世界现正统治着苏联，、统治着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优秀的国家，在德国这里也统治着代表德国人民优秀儿女的百万信徒。你知不知道呢？
戈林(咆哮)：听我说，我现在要告诉你德国人民知道些什么。德国人民知道你在这里的作为怎样无礼。你是为了国会纵火案到这里来的，而来了以后还居然这样傲慢不逊。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让你来控告。(季米特洛夫：你是证人!)在我看来，你是一个早该吊死的骗子手。
季米特洛夫：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庭长：季米特洛夫，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进行共产党宣传。(季米特洛夫想说下去)现在你还敢再说一句话，。我就把你撵出去。你不应当在这里进行共产党宣传。你已经这样干了两次，怪不得证人先生要这样大发雷霆。我绝对禁止你这样做。假如你还要提问题，只能提纯粹事务性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戈林先生的这种解释使我十分满意。
庭长：你满意不满意我不管(季米特洛夫：十分满意!)在你说完这几句话以后，我就剥夺你的发言权了。(季米特洛夫：我要提问题。)我剥夺你的发言权。坐下。(季米特洛夫：我只提事务性的问题。)我剥夺你的发言权。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你害怕我的问题吧?戈林：你才该害怕呢，只要你离开法庭，我就会把你抓起来，你这个骗子，你!庭长：季米特洛夫三天之内不准出庭。马上把他赶出去!(季米特洛夫被逐出大厅。)
国会纵火案是谁指使的？
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柏林国会大厦。 当晚9点27分，剧烈的爆炸掀翻了议政大厅的玻璃圆拱顶，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荷兰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被警察当场逮捕了。很快赶到现场的国会议长戈林兴奋地说：“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始。”而卢勃就是受共产党指使来焚烧国会发出起义信号的。随后赶到的希特勒大叫：“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枪毙！所有的共产党同情者都必须关起来！社会民主党分子也要遭到同样的下场！”当天晚上就逮捕了四千多人。第二天，以对付这场纳粹捏造出来的“共产党起义”为借口，希特勒说动了内阁一起劝诱兴登堡签署紧急状态法令，中止了魏玛宪法赋予公民的大部分政治权利。 1933年3月1日，柏林阿德隆饭店。 “内阁和总统犯了一个大错误。”卡尔巴赫在菩提树下大街著名的阿德隆饭店发表声明说，“无论任何理由都不应该中止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纵火事件的调查完全可以在非紧急状态下正常进行。希特勒想借机消灭政治对手，搞乱3月5日的国会选举和3月10日的全民公决《公理化法》。我这里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得逞，无论国会选举结果如何，《公理化法》的通过都将遏制他正在建立的恐怖统治，到那时他提出来的紧急状态法就自然无效了。德国公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正义与邪恶，自由和奴役，专制独裁还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广泛的民主，都取决于你们的一念之间、一票之间。拿出你们的良知、理智和勇气，让伟大的德意志祖国成为第一个实行公理化法直接民主制的幸福之邦，让我们率先占据这一至高无上的骄傲的位置，向全世界光荣地垂范。上帝仁慈的目光注视着你们，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会紧紧跟上来的。 “自由、民主和公理万岁！” 这一极具震撼力的呼吁很快传遍了全德国，不但受迫害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看到了希望，连被纳粹褐衣冲锋队、黑衣党卫队褐黑色浪潮冲击渗透的绿衣警察和灰衣国防军都有许多人表示拥护，为之欢呼。特别是国防军，据说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已经表示不能任由紧急状态持续下去，军队有可能一改置身事外的态度出来干预局面。前总理勃鲁宁也及时发表声明支持卡尔巴赫，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希特勒借紧急状态拖延、取消全民公决《公理化法》的图谋落空了，而在3月5日的新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也仍然没有赢得大多数席位。 透过重重黑暗，历史似乎已经把一个无限光明的机遇交到了德国六千万人民手中。 1933年3月21日，德国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 新一届国会开幕的盛典在即，身着燕尾礼服的希特勒却精神萎蘼，像已经垮了。教堂外，已被定为官方旗帜的卐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高高飘扬，冲锋队、党卫队和国防军并肩肃立。教堂内，一片制服金饰和勋章的光芒耀眼夺目，旧帝国时代的老元帅和将军们济济一堂。在这喜庆的气氛中希特勒却颓丧得想自杀，如果说他以前曾几次嚷嚷过的自杀未必就是真的自杀，那么，这一次不嚷出来的自杀倒很可能要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仇恨卡尔巴赫，这个人从第一次在慕尼黑见面起就注定是他的克星，并且多年来他使尽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都奈何卡尔巴赫不得。他又转而怨恨国防军，尽管他一上台就向将军们许愿讨好，他们仍然没有完全站到他这一边。他也不满那些滑头的大工业家大资本家们，尽管他们资助了纳粹党，但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他们同样资助其它政治派别包括泛公理化运动。他还担心自己的许多意志不坚的同党部属，当《公理化法》得到通过并有效实施后，这些动摇分子很可能就会抛弃他倒向敌人一边。国会开幕前将接到柏林的消息，就是对3月10日《公理化法》第一阶段程序性投票的最终统计结果，这次投票选民只需要在“少数服从多数”或“多数服从少数”之间任择其一即可，但真正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实体性投票正式表决《公理化法》，这个可以预料的结果决不是希特勒愿意拿来献给他已经控制的新国会开幕的礼物，所以新任宣传部长戈培尔精心策划的笼络兴登堡和旧帝国保守势力的隆重热烈仪式也不能让他打起精神来。 兴登堡就要到了，这时候胸前缀满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卡尔·弗里德里希勋章、刻有剑的蔡林格狮子勋章、刻有剑的三级霍亨佐伦王室勋章和功勋奖章的肥胖的戈林气喘吁吁跑来，他的这些勋章有一个单位叫“一戈林”，像一伏特、一安培一样，表示“一个人在不致脸朝下跌倒的时候胸前能挂住的最多勋章”。戈林大声叫喊着：“元首，我的元首，计票结果出来了，他们选择了少数！他们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我是说：他们多数人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 希特勒一时间怔住了没反应过来，更不明白这个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和周围几乎所有人一样，他已经作好了接受一个自然而然结果的准备，这个结果未经投票就已经在古希腊城邦民主中使用，曾在雅典以陪审团中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的多数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并作为人们确信无疑的原则一直沿袭了千百年。然而卡尔巴赫的公理化却要求对这个天经地义的原则也得经过人的认证，更没想到的是还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大家一阵发愣过后，读过好几个大学总算不负其博士学位的戈培尔想到了一句最有概括力的话，这句话显然胜过了他无数次张开“一个戈培尔”嘴巴的演讲——这又是人们给“一个人嘴巴能够张开到不至于扯破的宽度”制定的单位：“我的元首，这是一个悖论，这是一个‘罗素悖论’！” 这是一个政治学和法学中的“罗素悖论”。如果多数人选择“少数服从多数”，同时意味着少数人选择“多数服从少数”，这都不会出现悖论。但如果多数人选择“多数服从少数”，同时意味着少数人选择“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无论我们认为“多数服从少数”原则成立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成立都会导致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当“多数服从少数”原则成立，这次投票结果就要按这一原则即按少数人意见进行选择，而少数人投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票，选择结果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与一开始假设成立的“多数服从少数”原则矛盾；当“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成立，这次投票中多数人投的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票，按多数人的选择又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结果，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矛盾，成了一个有点像归结到哲学上的“鸡生蛋蛋生鸡”的恶性循环和自指性缠绕。两个原则不能都不成立，也不能都成立，但无论哪一个成立都要走向自身的反面。希特勒等人给弄糊涂了：“那么以后的《公理化法》正式投票到底是要按多数服从少数还是少数服从多数？” 戈培尔兴高采烈地说：“既不能按多数服从少数，也不能按少数服从多数，我的元首，就让卡尔巴赫自己对自己说‘我这句话是假的’，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想飞上天一样去发疯吧！《公理化法》的投票进行不下去了，我们可以继续实行我们的紧急状态法，我们还要国会通过新的《授权法》授予元首更大的权力。” 希特勒：“我们在国会里不占绝对多数，这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用多数服从少数原则让国会通过《授权法》？” 戈培尔：“没必要，我的元首。我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怎么做都是对的，如果我们占多数，那您就可以说要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如果我们占少数，那您就可以说要用多数服从少数原则。即使我们的人数和对手一样多，您也可以说那就听我的，在一个悖论之下任何荒谬的结果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总之现在您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您的旨意行在德国，就像行在天上；您的旨意还将行在全世界，就像行在德国一样。嗨！希特勒。” 周围抬起了如林的伸直的手臂，在一片“嗨！希特勒”的山呼万岁声中，希特勒重新趾高气扬地主持了开幕庆典，又虚情假意地恭维兴登堡——两天后他就全面架空了这位老总统。在最后就《公理化法》的投票结果发表讲话时，希特勒傲然宣称：“这其实已经结束了卡尔巴赫的所谓泛公理化直接民主制，旧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也被埋葬了。未来一百年，不！一千年之内，新的第三帝国如果还需要一种民主的话，那就是我的民主，希特勒式民主！” 1933年4月8日，德国巴伐利亚邦柯尼希湖柯尼希斯采饭店。 3月10日卡尔巴赫是在收音机里听到《公理化法》第一次投票的统计结果的，那时他在慕尼黑，已经在积极准备下一阶段的投票了。听到消息后朋友们都劝他去度假休养一段时间，他来到了阿尔高山地区的柯尼希湖，住进湖畔一家叫柯尼希斯采的饭店。 壮丽宁静的自然景色并没有使他从失败中逃避出来，只能使他陷入更深的自省和反思。他曾风闻希特勒私下说过的话：“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更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包括所有阶级。”这是他和希特勒共同的出发点，他的泛公理化运动在这方面也差不多和纳粹运动做得一样好，那么，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卡尔巴赫在盛大集会上的公开演讲不如希特勒，但希特勒笔下也写不出像卡尔巴赫《公理化法》那样有说服力的鸿篇巨制。希特勒一向认为激情的煽动比卡尔巴赫坚决主张的辩论说理更好，群众不要选择的自由，他们只要一套简单的教义和一个敌人，而且最好是只有一个敌人——树敌太多只会混乱他们的头脑。因此希特勒把纳粹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把犹太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树成了敌人——即使没有他也要制造一个出来。而卡尔巴赫从不代替别人思考，他只是把所有事实真相摆出来，让群众自己去判断区分敌友。纳粹还常强加于人“纽伦堡铁处女”（一种中世纪刑具）式的桎梏和肉体的恐惧，卡尔巴赫相信最能感召人的还是“海德堡大酒桶”式的宽容，把尊重、和解既当作手段也当作目的。希特勒认为是说出来的话而不是写出来的文章诱发了所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卡尔巴赫致力于向人们尽可能全面地讲清楚问题，因此非得有一部形诸文字无懈可击的《公理化法》不可。就这样卡尔巴赫似乎终于找到了泛公理化运动和纳粹运动最本质的区别了：一个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目不识丁的老年农妇也会在衣服上别一枚纳粹卐字章，尽管她对纳粹党真正的宗旨一无所知，而卡尔巴赫要使这个农妇同样信服他，“只有先教她识字”，这也是为什么在泛公理化运动之前开展新国民教育运动的原因。卡尔巴赫一下子感到了深深的悲哀：这个差别甚至大过了他提出来和戈培尔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宣传口号针锋相对的“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公理（集）”的差别。 柏林传来的计票结果同样使他想到了罗素悖论，事实上不用经过投票也完全可以预先知道它的存在，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会在现实中真的出现。人人都在等待着多数人投“少数服从多数”的票，这仅仅是给一个不证自明的天然合理的原则额外加一道保险。卡尔巴赫听到计票结果的绝望的感觉就像当年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弗雷格接到罗素来信指出悖论时的感觉一样，这个动摇摧毁了集合论和数学基础的悖论改换一副面孔出现，以同样简单、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动摇摧毁了政治学和法学的基础。现在卡尔巴赫的桌上也放着一封取来重读的旧信，这是他的朋友维也纳大学的卡尔纳普教授寄给他的，信里有一篇复印的论文，是数学家、逻辑学家哥德尔发表于1931年的《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Ⅰ）》，论文所起的作用也和当年罗素指出悖论的那封信所起的作用一样，在终结数学上的希尔伯特规划的同时也终结了卡尔巴赫政治学和法学上的希尔伯特规划。这个时候卡尔巴赫在波兰华沙的另一个朋友塔斯基也已经得出了他的“不可定义性定理”，美国的阿朗索·丘奇很快就要提出他和图灵机等价的“不可判定性定理”，加上最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三大定理一起宣告了彻底证明莱布尼茨猜想的希望破灭。 希特勒赢得了完全的胜利，接下来的一切就是按照戈培尔的设想进行了。3月23日国会第一次工作会议通过了《权力授予法案》，把一种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专制极权集中授予了希特勒内阁，其实也就是授予了希特勒本人。现在别说公理化法，就连魏玛宪法也名存实亡了。3月23日那天的会议是在一排排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逼视下召开的，是在希特勒露出了他的政治流氓和街头暴徒本来面目的威胁谩骂声中结束的。这时候国会里即使有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敢于站起来告诉希特勒，永恒的思想是任何授权法授予的权力都摧毁不了的，甚至像意大利的社会党议员马蒂奥狄那样对法西斯暴政说出：“我提议这次选举无效，诸位先生，请现在准备给我送葬吧！”结局也会像马蒂奥狄自己预言的和已经遭到的一般无二：十天后被绑架，两个月后尸体在河中发现，这一点上希特勒只会比墨索里尼更残暴。没有公理化法的制衡和约束，希特勒大权在握后可想而知的下一步就是把德国“一体化”即“纳粹化”，他要用俾斯麦的铁与血再一次统一德国，为向外侵略扩张作准备。如果说俾斯麦曾经把德国扶上马，那么，他现在已经是把德国绑在战车上了。 从柯尼希湖经德累斯顿返回柏林安哈尔特车站，当面对前来迎接的支持者和朋友们，卡尔巴赫再也忍不住愤然失声： “德国完了！欧洲完了！” “德国完了！” 1933年5月10日，柏林倍倍尔广场。 一卡车一卡车的图书被拉来倒进广场上的火堆里，熊熊火焰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狂热的脸，约瑟夫·戈培尔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焚书的学生们。到现在为止，希特勒已经废除了德国历史悠久的联邦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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